一提起日本的名牌大学，不少人会想到东京大学、早稻田、庆应。但若说起驹泽大学，许多人或许只知道那支每年在新年箱根驿传赛上奋力奔跑的长跑队伍，却未必了解它其实是一所由曹洞宗创办的佛教宗门大学。事实上，在日本，以佛教宗派为母体设立的大学多达57所——这个数字，放眼全球，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国家能与之相比。为什么一个面积不过36万平方公里的岛国，会孕育出如此密集的佛教高等教育体系？这背后，是一部千年教育史，也是一场正在进行中的生存危机。
要理解日本佛教大学的密度，必须回溯到公元828年。那一年，从大唐留学归来的弘法大师空海，在京都创立了“综艺种智院”——这被视为日本高等教育的起点，其后身正是今日仍在运营的种智院大学。换句话说，日本教育史的第一页，是由佛教书写的。
已有1200余年历史的种智院大学
“佛寺即学校”是日本坚守千年的传统。在印刷术尚未普及、识字率极低的古代，寺院是社会上为数不多能够保存知识、传授文字的场所。贵族子弟入寺修学，平民百姓的启蒙教育也多在寺院完成。寺院兼具宗教、教育、医疗、救济等多重功能，是古代日本社会的综合服务中心。
进入室町末期至江户时代，各宗派开始系统性地建立僧侣培养机构，称为“学林”或“檀林”。这些机构并非仅仅讲授佛法，还涵盖汉学、文学、医学等世俗知识，培养出一代代既能主持法事又能参与地方治理的宗教精英。到了明治维新，随着政府推行近代教育制度，各宗派纷纷将学林改制升格，宗门大学由此登上历史舞台。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外部压力：明治时代，传教士大举进入日本，基督教大学接连开办——立教、同志社、关西学院，一所接一所。面对 “洋风来袭”，日本佛教界深感危机，加快了建立自己高等教育机构的步伐。竞争，有时是最好的推动力。
如今，加入日本“佛教系大学会议”的院校已达57所，其中近畿地区就有23所，毕竟京都、奈良一带寺院林立，各宗本山云集。
这57所大学中，不少名字乍看毫无宗教色彩，譬如鹤见大学、爱知学院大学、京都文教大学、筑紫女学院大学……若非专门查询，很难将它们与佛教联系在一起。而那些名字响亮的，则各有宗派背书：驹泽大学属曹洞宗，龙谷大学属净土真宗本愿寺派（西本愿寺），佛教大学属净土宗，高野山大学属真言宗。位于东京的大正大学更为特殊，由净土宗、天台宗、真言宗智山派、真言宗豊山派、浄土教时宗五个宗派联合运营，堪称佛教界的“联合国”。
大正大学图书楼
这些大学早已不是单纯的僧侣养成所。龙谷大学设有文理两系，2027年还将新增两个专注环境与信息的学部。佛教大学将于2026年开设护理学部。驹泽大学拥有7个学部、17个学科。社会福祉士、保育士、学校教员——这些与“念经”看似毫无关联的职业，正是许多佛教系大学今日最重要的人才输出方向。东北福祉大学在介护与福祉领域深耕多年，已成为东北地区不可替代的人力资源基地。大正大学则将精力投向地域振兴与佛教文化财产的数字化保存。
“以佛教人间观为基础”——这句建学理念，在不同大学有着截然不同的落地方式。
在宗门大学就读，并不意味着毕业即得僧侣资格。日本的僧侣认证制度，掌握在各宗派手中，大学学历只是必要条件之一。真正取得“教师”（即正式僧侣）资格，还需完成被称为“加行”的修行，向宗门登录注册，方算正式入门。
寺院出身的子弟，七八成会选择宗门大学——毕竟宗门体系对本门出身者多有优待。当然，也有“一般途径”——非宗门出身者通过修行道场自学苦修，同样可以取得僧侣资格。退休后想皈依佛道的普通人，或是因寺院经济拮据不得不先在企业谋生者，走的往往是这条旁路。只是，这条路终究是支流。
然而，这座看似稳固的教育体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动摇。
净土真宗本愿寺派2021年的调查显示，明确有后继者的寺院仅占44%。全国约四成寺院，找不到愿意接班的年轻人。原因并不复杂：年收入不足500万日元（约24万元人民币）的寺院，占全体的半数以上。在很多地方，僧侣已经养活不了一个家庭。
佛教大学的入学仪式（2021年时）
年轻人离开了，宗门大学的“寺院子弟”生源也随之萎缩。更棘手的是，即便子弟进入宗门大学，四年学成后往往选择留在城市就职，不再回乡继承家寺。一所大学花四年培养，却留不住人——这个问题，已经动摇了宗门大学存在的根本意义。
从空海开坛讲学到今天的57所大学，日本佛教教育走过了整整1200年。它能否在少子化与实用主义的双重夹击下，找到新的使命与定位，我们不得而知。
但历史往往有其吊诡之处。当战争重燃、孤独死频发、社会焦虑蔓延，人们对“如何面对死亡”的追问，比任何时代都更迫切。坐禅、冥想、悲伤辅导、死生学——这些原本深藏于佛门的智慧，正在被现代社会重新发现。
这或许正是宗门大学的另一条生路：不再仅仅是培养在法会上诵经的僧侣，而是培养能够走入社区、陪伴临终者、安抚现代人心灵的宗教型人才。因为佛教的核心，从来不只是仪式，而是对苦难的理解与回应。
作者：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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